索拉非尼片的疗效与哪种生物标志物相关？

　　迄今为止，索拉非尼片是晚期或复发性肝癌的治疗唯一批准全身治疗，但其治疗效果不能令人满意，这主要是由于缺氧介导的索拉非尼电阻。事实上，通过持续索拉非尼治疗引起的缺氧通过低氧诱导因子1α（HIF-1α），这导致（CSC的）产生的癌症干细胞样细胞的激活赋予抗性。因此，迫切需要继续寻找针对HCC中HIF-1α调控的CSC特性的新型治疗策略。

　　14-3-3蛋白是一个调节经由交互多种细胞功能与细胞内的蛋白质约28-33kDa的酸性多肽家族。我们之前的研究发现14-3-3η是肝癌的新血管生成因子，该因子也可以被视为预测对索拉非尼治疗的反应的生物标志物。使用计算机对接软件（PyMOL），我们发现14-3-3η可以与HIF-1α结合，这表明这两种蛋白之间存在相互作用。然而，在HIF-1α/CSC介导的索拉非尼耐药中14-3-3η的功能尚待研究。

　　在这里，将索拉非尼耐药的HCC细胞和裸鼠的异种移植物用作实验模型。目前的研究表明，miR-16/14-3-3η参与了肝癌索拉非尼的耐药性，这两个因素可能是潜在的治疗靶点和生物标志物，可预测对索拉非尼治疗的反应。进一步的分析表明，miR-16表达低而14-3-3η表达高可以预示索拉非尼耐药和生存期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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